《古文车技考：典籍中那些“猛驾”的惊险记载》

在汽车尚未出现的古代，“开车”即驾驭马车、战车。史书典籍中，不乏对高超、勇猛乃至惊险车技的生动描绘。这些关于“猛驾”的记载，不仅是古代交通史的鲜活切片，更承载着勇气、技艺与生死时速的文化隐喻。透过泛黄的书卷，我们得以窥见那些尘封于文字间的速度与激情。

一、战场疾驰：兵车之“猛”与生死时速

古代战车是战场上的突击力量，“开车很猛”直接关乎国运与生死。其“猛”首先体现在无与伦比的速度与冲击力上。

1. 长驱直入的战术突击

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记载晋楚邲之战，楚军将领乐伯“左射马，右射人”，驾驶战车在敌阵中灵活穿梭，箭无虚发，展现了个体车技的巅峰。更宏观的“猛驾”则见于战略层面，《战国策》中描绘秦军“车千乘，骑万匹”，其兵团式战车冲锋“踰险涉河，攻城略地”，凭借的正是集团车阵一往无前的猛烈攻势。

2. 绝境下的车技突围

“猛驾”也常是绝境求生的唯一手段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，项羽垓下突围后至东城，“乃令骑皆下马步行，持短兵接战。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。”虽未明写车驾，但其早期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霸王气象，与驾驭骏马战车、冲锋陷阵的“猛”密不可分。这种以一当百的突围，正是极致勇猛车技的终极体现。

二、道路驰骋：御术之“猛”与风险警示

脱离战场，在和平时期的道路驰骋中，“猛驾”则更多与个人技艺、性格乃至社会规范相关联。

1. 炫技与竞速的记载

《韩非子·喻老》篇中有著名典故：“赵襄主学御于王子期，俄而与子期逐，三易马而三后。”这里描绘的正是贵族间的驾车竞速。赵襄子急于求成，心思在超越对手而非调和马与车，故屡战屡败。此故事虽旨在说明“凡御之所贵，马体安于车”的道理，但侧面反映了当时“飙车”竞赛的风气与追求极致速度的欲望。

2. “失驭”之险与儒家规训

正因“猛驾”危险，典籍中更多是作为反面教材出现。《论语·乡党》中孔子“升车，必正立，执绥。车中，不内顾，不疾言，不亲指。”此举树立了行车端庄、安全的典范。反之，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有“其车既载，乃弃尔辅”，以行车途中丢弃加固车辆的关键部件“辅”，来隐喻治国失去贤臣的危险，间接批评了鲁莽驾驶、不顾安危的行为。

三、文化隐喻：“御”之道与“猛”之度

在古代文化体系中，“御”为六艺之一，其内涵远超驾驶技术本身，成为一种重要的哲学与政治隐喻。“猛驾”在其中有了更复杂的解读。

1. 治国如御：速度与控制的平衡

《荀子·哀公》篇载，鲁定公问“一言而可以兴邦”之事，孔子对曰：“如知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？”随后以驾车作比：“夫人之于舆马也，不劳而致千里；之于礼义也，须学而后能行。”治国如同御车，一味求“猛”（激进政策）可能“马惊车败”，而懂得节制、遵循法度（礼义），方能行稳致远。贾谊《新书》亦将治国比作“御骏马”，需“执辔乎？”，强调掌控的重要性。

2. 勇猛与鲁莽的界限

古人对“猛”的褒贬取决于其是否合乎“义”与“礼”。战场上的陷阵之猛是勇武，道路上的超速竞逐则是僭越与危险。如《周礼·夏官》对“驭夫”有严格等级规定，不同场合、身份的车速、仪仗皆有定式。“猛”一旦越界，便是对礼制秩序的挑战。因此，典籍中真正的赞誉多给予像乐伯那样“技高且合于战道”的猛，而非纯粹炫技的莽夫。

结语：尘封线装书里的引擎轰鸣

纵观典籍，古人所谓“开车很猛”，是力与技的结合，是勇与险的共舞。它既是战场上摧枯拉朽的集团冲锋，也是道路上惊心动魄的个人竞逐；既是被儒家礼制所规训的行为，也是治国哲学中关于“度”的永恒隐喻。这些散落在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等经典中的“猛驾”片段，如同记录在竹简绢帛上的古老引擎轰鸣，至今仍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速度、力量与关于驾驭的深刻智慧。在今日的交通文明中，回望这些记载，或许能让我们对“速度”与“安全”、“勇猛”与“责任”有更深一层的古今共鸣。